原标题:伊利集团委托天驰君泰处理网络媒体谣言案

@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4月15日消息,针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利集团”)3月下旬网络媒体谣言案、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媒体回应等相关事宜,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已正式接受伊利集团的委托,全权处理本次事件以及与本次事件有关的一系列媒体声明和回应的相关法律事务,并将根据委托,代理伊利集团依法追究上述事件中造谣者、幕后责任人的民事及刑事责任,通过法律程序和手段维护伊利集团的合法权益。

原标题:激荡四十年,在华强北的基因里读懂深圳的灵魂 | 沸腾

在华强北,一米柜台走出亿万富翁的神话曾不断上演。

▲华强北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华强北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沧海月明

世纪初,外地人到深圳一定要看三个地方:世界之窗,罗湖口岸的东门服装市场,以及华强北。那时候的华强北,如日中天,是深圳乃至中国市场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

“站在20层高的深圳电子大厦上四下望去,遍地都是发财的机会”,一位曾爬上大厦顶楼的长辈跟我说。

而现在的华强北,跟彼时相比,已然是冰火两重天。

由于工作关系,我从2000年以后常往返广州深圳两地,可谓见证了华强北十几年来的起落。

▲图/视觉中国▲图/视觉中国

起步:打下电子工业区的根基

华强北最初是以工业区起步的。1979年,粤北兵工厂迁入深圳,取名华强,寓意“中华强大”。工厂附近的一条道路便以公司为名,称为华强路,华强北的名字就此生成。

当初,发展国防工业、电子工业是深圳的主旋律。

一出生,电子与科技的血脉就开始在华强北流淌。那是群雄逐鹿的华强北初期,很多怀揣深圳梦、财富梦的人们蜂拥到华强北,野蛮生长,胜者上市,适者生存,华强北的生存词典里只有两个字——丛林。

时代在快速进步,需求在快速增长,少数先知先觉、敢吃螃蟹的人迎潮而上,创造了一个个财富神话。

1985年,深圳电子集团公司的成立,为华强北成为电子元器件中心,打下了地基。

董事长兼总经理马福元决定做一个“勇敢者”——办一个深圳的电子配套市场,解决芯片交易问题。

1988年3月,赛格工业发展大厦一楼的一小半区域被分隔开,变成了赛格电子配套市场。在十几个月里,整栋大厦八层楼全部被电子配套市场占据,北京的供销会议很快停办。

市场经济的活力战胜了僵化的运作机制。

随后就是人流、物流、钱流在华强北上演惊涛拍岸般的辉煌,华强北人因时而动:赛格大厦拆除重建,华强公司将几栋厂房改建成华强电子世界,中电信息时代广场、桑达电子、远望数码城、都会电子城、新亚洲电子城等,也相继矗立在深圳街头。

在打上“工业区”的标签之后,华强北又迅速发展出商业街区。

1994年7月17日,万佳百货正式开业,女人世界、男人世界、曼哈商城、铜锣湾百货、顺电等各类专业市场、主题商城,纷至沓来落地生根,将租赁来的工业厂房改造成商业物业。

至此,华强北被激发了新的活力,租金大涨,活力四射。

崛起:成为“山寨”手机制造批发中心

由工业区到商业街区,华强北完成了从原始积累到第一次蜕变的快速演绎,犹如一个青春勃发的少年,荷尔蒙过剩,注定要绽放最为耀眼的光芒。

从90年代开始,由于深圳是全国最靠近香港、开放贸易的口岸,是第一个经济特区,借着华强北由工业区向商业区的转型,华强北发展出了国内最早的手机市场。

▲2004年4月21日,深圳市,华强北路华强集团(华强电子世界)大厦是销售电子产品的集散地。  图/视觉中国 ▲2004年4月21日,深圳市,华强北路华强集团(华强电子世界)大厦是销售电子产品的集散地。  图/视觉中国

印象中,那时候多数人还是靠书信跟家人联系,有人用BP机,但能买得起的人并不多。

我幼时来过几次这里,大概还记得当时华强北经典一天的情形:早晨店铺一开门,全国各地操着方言的小老板们便涌进店铺拿货。往往是急着进去,一脸笑意地出来——又有钱可以赚了。

那时,一米柜台走出亿万富翁的神话不断上演。当初来的淘金者,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在华强北靠着一米长的柜台,就能实现甩掉裤腿上的泥点子,实现财务自由。

2005年,随着手机生产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深圳山寨手机产业链正式形成。

2007年,全国80%以上的手机生产厂家汇聚于深圳,华强北成了全国乃至亚洲的手机交易中心,华强北的品牌价值乃至被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在这个阶段达到了目前可见的顶峰。

▲华强北手机卖场。  澎湃新闻▲华强北手机卖场。  澎湃新闻

那是华强北的黄金岁月。那时华强北最流行的对话大概是这样的——“你知道吗?非洲、印度、中东到处都是我们华强北的山寨手机,有的人在这里开个一米的柜台,很快可以从身家几十万到身家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这机会到哪里找呢。”

2005年,平均每天有50万人次的客流汇集到华强北,怀揣发财梦的淘金者摩肩接踵,眼睛里散发着的全都是对金钱的渴望。

衰落与重生:华强北慢慢安静下来

90年代到2008年,是华强北最好的时候。但随后随着智能机时代的到来,华强北受到巨大冲击,开始衰落。

虽然智能机刚出来时,山寨商家也能做出高仿产品,但已经是微利了。各个牌子“你追我赶”,做的人太多,产品打起价格战,山寨机的质量越来越差。

苹果一年一茬地换,山寨机颓势难改,从此再难恢复盛况。

▲图/视觉中国▲图/视觉中国

我后来走访发现,硬件手机商家跑路的跑路,停工的停工,一些店铺老板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2013年3月,华强北因为地铁7号线的修建而封路的时点如期而至,改造也接踵而来,开始进入一个阵痛期:电商冲击+进出不便,华强北慢慢开始安静下来,不少人离开了华强北。

2017年1月14日,在经历近4年地铁围挡施工后,华强北重新开街,光鲜的外表之下,华强北客流减少、经营成本高依然让经营者们压力山大。

▲华强北封街改造完毕,在2017年重新开放,将“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标志立在街口。图/澎湃新闻▲华强北封街改造完毕,在2017年重新开放,将“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标志立在街口。图/澎湃新闻

有老板跟我抱怨,“交通状况确实比以前有改善,可是,人呢?现在人气全都没了。”

这是近年来华强北的典型表情:不少小老板在四五年前揣着钞票和梦想而来,不幸遭遇电商最为凶猛的冲击,再加上苹果手机每年不断出新手机,不断补刀,这个昔日的“山寨手机宇宙中心”逐渐衰落,人气不在。

不过,华强北正在谋求转型,要成为新的一流的商业商贸中心,还要打造创新创业大街,建设世界级的智能硬件研发设计中心。改变正在开始。

激荡四十年,华强北始终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各种变数。或许,华强北的基因就深嵌在深圳的灵魂中,华强北人骨子里那种危机感,那种与生俱来生气勃勃的拼搏气息,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从未改变。

放眼望去,900米长的华强北地面光洁平整,购物者或结伴而行,或在露天长椅上聊天,雕塑在阳光下静默,路边的景观树透露出勃勃生机。

[新条令取消“军人非因公外出应当着便服”的规定]

近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试行)》(统称共同条令)。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就新一代共同条令相关问题接受中国军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新条令顺应时代发展、回应官兵呼声,取消了“军人非因公外出应当着便服”的规定,明确“军人非因公外出可以着军装,也可以着便服”。

中国军网记者:新条令对军人非因公外出着装作出了怎样的规定?

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军装作为军人身份的象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近年来,广大官兵对着军装参加一些社交和私人活动有不少呼声。

考虑到军人着军装参加校庆、婚礼、颁奖,以及其他非公务活动,既能够展示军人良好形象,也能激发军人的职业荣誉感,符合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要求,新条令顺应时代发展、回应官兵呼声,取消了“军人非因公外出应当着便服”的规定,明确“军人非因公外出可以着军装,也可以着便服”。

这一规定施行后,我们将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备条令》,加大对外出军人的检查纠察力度,会同地方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假冒军人等违法行为,坚决维护军队良好形象,坚决维护军人合法权益。(梁蓬飞、刘一伟、特约记者吴旭)

原标题:叙利亚化武事件幕后黑手是谁?动画揭神秘“白头盔”组织

当地时间4月13日,美英法对叙利亚动武,或因叙利亚政府近期在杜马镇展开了化武袭击。而俄方曾表示所谓的袭击是由“白头盔”自导自演。“白头盔”是叙利亚的非政府民防志愿组织,总部在英国考文垂,因从事人道主义工作备受西方媒体称赞,但同时亦被质疑造假和被指西方的宣传工具。

原标题:“文山会海”回潮:填表太多,一个镇一年要花30万买纸张油墨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沈汝发、刘良恒、何伟、朱国亮

“一年下来,我们镇光购买填表的纸张和油墨,就花了30多万元。”

湖南一位基层乡镇负责人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说,他所在地区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上级要求严,群众期待高,本来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上,但要填的各种表格材料实在太多,一级一级一直到县里都有自己的一套,“每次不花几个小时,根本填不完”。

2017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重要指示,对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继续加强作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这是在新起点上的再部署、再出发,向全党发出驰而不息纠正“四风”、改进作风的行动号令。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期在湘闽桂苏等省区走访调研发现,部分地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严重,尤其是“文山会海”现象突出,让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深恶痛绝;同时,享乐奢靡之风由地上转入地下,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新变种,应驰而不息继续深入整治。

填表、开会、迎检汇报

基层干部疲于应付

“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减少发文,减少开会,我觉得基层实际情况是不减反增。”

2017年年底,在湖南湘潭市某区县,一位基层干部指着办公室里的3个箱子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你看,上级部门考核我们3个项目,每一项都要准备大量台账、文档和汇报材料。”

“现在责任状比以前少了,但有些方面的形式主义更严重了。”湖南湘西州一位镇政府负责人说。

2016年年底,这位负责人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反映,基层责任状“满天飞”,过多过滥——作为乡镇政府负责人,他当年与上级党委政府签了33份责任状,除计划生育、安全生产、食品安全、防汛抗旱外,还有烟叶生产、网格化管理、劳动力转移和金融环境创建等。

现在,最让这位镇政府负责人头疼的是扶贫工作中的“文山会海”。他无奈地说,“填表、开会、迎检汇报……无穷无尽,有苦说不出,我们基层干部许多精力都浪费在这些事情上了。”

多地基层干部反映,有的部门单位把发文、开会作为贯彻上级精神的主要手段,有的文件空话、套话多,指导性、针对性不强;有的一般性会议也要求基层领导参加,加重了基层负担,增加了行政成本。

湖南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傅学俭表示,推行“痕迹化管理”的初衷是好的,有利于督促基层落实责任,但是过犹不及,重复繁琐的表格材料不仅作用有限,还会让基层干部疲于应付,甚至弄虚作假。他建议对各种表格材料删繁就简,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将精力真正用在谋发展、办实事上。

“文山会海反映出来的是一些领导干部行政思维方式过于简单,习惯于传统的行政流程。需要进一步转变思路,把文和会看成是了解民情民意的渠道,而不能把文和会异化成一种工作负担。”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同时,专家指出,要提高发文的执行力和开会的效率。“真正切中百姓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凝聚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事业心,形成思想共识。”庄德水说,“不是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而要让文和会达到预期效果。”

当“二传手”“踢皮球”

落实工作敷衍塞责

“文山会海”的根源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地纪委近期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热衷于下发文件,召开会议,将工作任务层层传递分解,但真正落实工作时却敷衍塞责,“二传手”“踢皮球”现象严重。

“帮扶干部每次来就是让签字,签了字就走。”“多问几句,帮扶干部就不耐烦,说很忙。”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脱贫攻坚督查组去年在某深度贫困县一个村暗访时贫困户反映的问题,甚至还有贫困户反映,帮扶干部2年内仅“帮”了2本书(帮扶手册);督查组抽查到的不少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对脱贫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等政策不了解或一知半解。

在桂北某村,督查组与第一书记和村委会干部座谈了解到,镇上给这个村贫困人口动态调整名额为6人,村委会干部称不用宣传,仅从比较困难的群众中挑选了2户。督查组询问第一书记相关问题时,第一书记只能低头玩手机,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对这个村贫困户退出、低保户认定及《帮扶手册》填写等相关扶贫工作情况均不熟悉。

“对这样流于形式的帮扶,群众肯定不满意。”自治区扶贫办有关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和国家的致命伤,那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像是慢性病。办事拖沓敷衍,懒政庸政怠政会严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必须严肃追责。”厦门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认为,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重拳出击,下大力气整治。

厦门市同安区法院执行局副科级审判员沈木春在办理尚未执行完结的案件过程中,虽已查询到可供执行的财产,却没有按照规定及时采取冻结、查封等措施,导致相关案件财产被转移,案件没有及时办结。2017年5月,同安区法院给予沈木春行政警告处分。

2017年5月,漳州市东山县东沈村东赤港被列为入海口环境整治点,分管环保工作、挂点东沈村的负责人林旭敏,没有到一线部署,没有到现场巡查,只将任务口头交代给东沈村相关负责人,导致该区域脏乱差等问题未得到有效整治。东山县纪委因此给予林旭敏党内警告处分。

部分干部群众反映,十八大以来,全国上下持续推进正风肃纪,取得显著成效,但是有的地方和部门做而不实,干工作“走过场”现象仍然存在。

专家认为,对领导干部办事拖沓,甚至为官不为的行为,要创新完善权力清单制度和负面清单制度,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行政审批事项;如果不能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行政审批事项,要实行问责。

“现在已经开始实行权力的清单化和公开化,把整个权力运行过程和事项审批的过程向社会公开,让当事人明白行政事项审批已到哪一个程度了,可能会在哪一个时间节点获得相应的结果,所有这些内容都必须公开。”庄德水认为,公开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也是反四风的有效手段。

“不吃公款吃老板”

“四风”滋生新变种

由于工作措施比较有力,“四风”中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得到有效控制,但基层干部群众反映,享乐奢靡之风的一些新动向、新变种不容忽视。

一方面,违规行为更趋隐秘。十八大后,作风建设越抓越紧,一些干部改为“不吃公款吃老板”,有的利用私营企业内部接待场所安排宴请,有的在公开场所消费后实际由企业老板买单,组织者和参与者因没有动用公款而心安理得,企业老板为拉关系乐此不疲。此外,一些公款吃喝由高档豪华饭店转移到单位内部食堂或者偏僻隐蔽的农家乐及个人家中,也不容易被发现。

送礼由地上转入地下,送礼地点从单位、居民小区转移到停车场、地下车库等偏僻角落;送礼的方式由送钱送物改为发微信红包、送电子预付卡、网购礼品等,变相收送红包礼金现象仍然存在。

“市场的茅台都卖脱销了,不可能都是普通老百姓喝了。我们请官员吃饭,重要部门的,手握实权的,即使只是县里的科级干部,都得上茅台,发高档香烟。你不上这些,人家觉得不尊重他,不仅事情办不成,而且还可能留下坏印象,这样的话,这顿饭可能就白请了。”湖南一家互联网公司负责人说。

另一方面,“四风”问题滋生新变种。

一是变相发钱。套取资金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假借加班、值班、专项工作等名义发放福利待遇。如浏阳市体育局违规批准三名职工停薪留职,套取三人工资将近60万元设立“小金库”用于账外开支,其中违规发放体育局干部职工福利27万多元。

一些地方违反财务管理规定,巧立名目发放津贴补贴。福州市、仓山区两级纪委调查发现,2014年、2015年春节前,盖山镇以“担负征地拆迁、信访维稳工作任务重,对家庭亏欠多”为由,向20名领导班子成员家属发放“贤内助”慰问金,纪委部门对此进行了严肃查处。

二是变相公款旅游。以学习、培训、招商等名义外出考察,期间擅自变更路线和更改行程到景点观光;假借党员活动等名义组织外出旅游;有的干部接受管理服务对象邀请,通过旅行社安排其本人及其亲属出游。

三是变相办酒。采取只收礼不设宴、分批次宴请等方式逃避制度约束,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四是违规用车。私车公养,以使用私车办公事为由,将私家车的油费、维修费等使用公款报销。违规借车,有的单位占用或长期“借用”下属企事业单位或私营企业的车辆;有的单位将车挂靠在私人名下,逃避监督。

“原来需要用公款支付的旅游、消费,现在变了形式,运用这种账面上的合理性掩盖腐败的行为,这是一种变异的腐败行为。”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腐败行为所造成的危害要远远大于一般性的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因为其所伤害的不仅是政府的公信力,更伤害到整个作风建设的长效性。

专家表示,“不吃公款吃老板”会形成利益输送,官商勾结,把一些原来可以摆到台面上的问题通过饭局来解决,会成为一个严重的腐败问题,尤需值得警惕。

反四风进入“深水区”

驰而不息加以整治

“一些容易被发现的四风问题正在解决,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是更为棘手的深层次四风问题。”庄德水说,这些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并不是出台八项规定之后产生的,整治起来也需要更多时间。

面临反四风的高压态势,部分党员干部还心存侥幸,以为自己“创新性”的做法可以逃脱纪律审查、法律制裁。“说到底,这些问题背后是八项规定执行不到位,是四风问题变异转移的结果。”庄德水说。

庄德水、傅学俭、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等认为,反四风已经进入“深水区”,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就是要真正树立服务型政府的观念,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利益需求,实现社会公共利益。

针对基层“文山会海”的问题,有关人士认为,上级部门要进一步简化行政事务的流程,真正给基层减负。不能简单地给基层施加压力,应当根据行政事务工作需要适时提出信息汇报的要求,而不是简单把信息汇报任务施压给基层。

“要压缩会议规模,会能不开就不开,能开电话会议就开电话会议。”庄德水说,不要把下发文件、召开会议简单地看成是一个政治性的活动或者是政治表态的机会,应该看到它是贯彻落实执行中央政策的有效方式,通过文件、会议能够形成思想共识,让大家了解中央政策,更好地执行当前中央政策。

同时,要改进工作方式,创新工作机制。要善于运用新媒体手段,改革传统的信息报送方式,从而更好地给基层减负,进一步减少文山会海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现象。

“解决‘文山会海’问题还需要革新政府的观念。”庄德水说,从现在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都在简政放权,运用互联网+现代科学技术,更好地推动整个行政流程再造和行政信息传递,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文山会海背后就是行政效率过低,还运用传统的行政观念,没有看到整个社会发展对行政效率的需求,所以党政部门要真正树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简化工作流程。”

针对变异腐败问题,有关人士认为,除了加强对领导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机制和制度建设。一方面通过预算和财政制度的创新,真正把领导干部的用财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预防一些干部肆意消费公款;另一方面也要建立监督机制,对“不吃公款吃老板”等变异腐败问题加强监督和管理,一旦发现有利益输送的行为就要予以惩处,加强纪律建设。

加强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真正让变异的四风问题置于社会监督之下,一旦发现要严加惩处。通过典型案例的曝光,让领导干部能够收敛,真正守住纪律底线。

强化内部的监督和管理。变异的公款旅游和消费往往背后有腐败的决策,很多还是领导班子集体做出来的,他们往往以这种合法的决策形成腐败。同时,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度,可通过抽查的方式,通过评估或检查发现这种腐败性的决策,避免领导干部利用集体决策的形式来规避个人责任。

另外,专家也指出,从公务员管理体制来说要推进激励机制建设。“我们现在更多是要求干部不能做什么,但是能够做什么,其实是不够明确的。”庄德水说,通过实施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大大压缩了党员干部的灰色收入和隐形福利,另一方面,一些合理开支应该纳入到预算里,从而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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